殊途同归的推进方式

　　上海的创意产业来自市场的信息更强一些，北京则是来自政府的信息更强一些

　　阎晓明：创意，是个人或团体智慧的结晶，强调的是个人能力；产业，则是社会化产物，需要制度设计、环境、市场等等，是综合的结晶。政府的作用和着力点，一方面是激发个人创意，一方面是推动创意产业化，后者应该是主要工作。

　　我的感觉，上海创意产业来自市场的信息更强一些，北京则是来自政府的信息更强一些。北京文化创意产业领导小组，书记、市长分别担任组长、副组长，各级政府推动力度很大。有十几个区县把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列入“十一五”规划，都有很具体的目标，比如朝阳区，有个口号就是打造时尚文化，宣武区提出建设传媒大道，近郊的怀柔区正在建设影视基地。目前，《北京市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若干政策》即将出台，据悉，有许多政策性突破。

　　娄靖：你的判断不错。上海创意产业是在城市功能转变过程中自下而上萌发和推进的，因此，市场化程度很高。在推进方式上，上海探索了政府引导、市区联动、市场运作、中介服务的全新模式。

　　政府在宏观导向和协调上做了大量工作。主要体现为创意产业集聚区挂牌，给它们名分和舞台，还形成一批操作性很强的研究成果。如《上海创意产业发展重点指南》、《上海创意产业统计报表制度》，还有“创意集聚区建设规范”以及“上海城市创意指数”等等，还完成了《上海创意产业“十一五”发展规划》。

　　上海各区和各街道积极性很高，形成政府定位、协调，街道出力，企业出活的局面。像徐汇区，有交大和电脑城的科研和商业优势，创意园区以软件、计算机、互联网的研发设计为主；卢湾区有繁华的淮海路，园区以综合型设计公司为主；静安区有全国最大的美术制片厂，因此发展动漫一条街是创意园区的目标；长宁区因为有专门从事服饰研究的东华大学和服装集团公司，因此办起了产学研一体化的时尚园，口号就是“时尚园将引领上海服装时尚走向世界”。

　　阎晓明：市场运作上有什么特点？

　　娄靖：上海有个“三个不变”开发方式，很值得一说。即区房屋产权不变、房屋建筑结构不变、土地性质不变。“三个不变”带来了“五个变化”，即老厂房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管理模式、企业形态和企业文化发生了变化。由于处理好了房屋产权人、开发商和创意产业人群的利益，为企业成为创意产业集聚区市场运作的主体打开了通道。

在加快培育各类市场中介机构和服务体系上，上海成立了“创意产业中心”这一社会性推动创意产业发展的专业机构，由众多政要、专家、学者组成理事会，这也是上海创意产业最高领导层。

　　为推进创意产业化的进程，上海还成立了包括创意产业发展投资机构在内的六大服务平台，一个好的创意点子，从价值评估、申请知识产权、技术转让、投资、策划包装、销售到最后形成产业，都能通过这些平台提供服务，帮助创意实现最高价值。

　　阎晓明：北京在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上，也有几个比较突出的特点。

　　一是加快创意产业人才引进和培养，特别注重汇聚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端创意人才和既懂文化规律又懂文化经营的管理人才，通过这些人才引进，拓展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加强文化创意产品和服务出口。

　　另一个就是整合资源。北京文化创意资源众多，但行政隶属各不相同，必须通过市场化方式，建立一个便于各层级、各类型要素的平台，这是北京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很关键的问题。

　　尚待解决的“创意”之惑

　　上海要面对的，是如何让创意产业化和文化创意产业化齐头并进；而北京要避免的，是把文化创意产业当成了一个什么都可以装的“筐”

　　阎晓明：全国不少城市都在打造“创意产业”。这是一件好事，但是，不顾条件一哄而上，并不足取。而创意产业在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困惑。

　　娄靖：创意产业融合性很强。在人均ＧＤＰ水平超过２万美元的欧洲国家与城市，文化产业已是创意产业的核心。如美国，著作权成全美排名第一的出口项目，音乐制品占全球音乐市场份额的１?３。

　　但是，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发育还未成熟，文化产业化更是滞后，因此上海创意产业首先在被淘汰的老厂房里找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突破口。园区中生机勃勃的创意产业，大多集中在工业、建筑、服装、软件等设计领域，文化领域仅限于个体性很强的美术和动漫设计等。

　　阎晓明：这会不会形成“两张皮”？

　　娄靖：正是这样。体制外的集聚区创意产业与体制内的文化产业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游离。

　　创意产业集聚区由于在体制外创造了全新的机制、体制、运营方法，一夜走红，星火燎原，受到政府、国有企业、民营经济等方方面面的青睐和参与。它们的创新与成功，给体制内文化创意的产化业带来启示，惟有文化创意产业化和创意产业化齐头并进，上海才能快步进入亚洲和世界“创意之都”的行列。

　　阎晓明：其实我也有担心：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热会不会冲着优惠政策“热”，而不是产业本身？我很同意许多人的建议：对文化创意产业，要有严格的准入制度，不能把文化创意产业当成一个筐，什么都往里装。文化概念很大，创意难度很大，产业跨度很大，要充分考虑这些因素。

　　在北京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前面讲过的如何突破资源隶属关系不同、整合文化资源。

　　有人说，世界进入开发文化时代。北京３０００年建城史、８５０年的建都史，各时期的文化几乎都有遗存，世界各地的文化在此都有影子，这么深厚的文化，如果抓住机遇，文化创意产业不仅成为北京的支柱产业，北京更有可能成为中华文化资源的整合中心与国际文化融合的交汇点。

　　娄靖：是啊，北京与上海，由于文化与产业基础不同，城市功能与定位也有差别，因此创意经济在两地呈现不同的推进方式和发展模式。不过，认识它们的异同，也许会让我们对新兴的创意产业有进一步的理解。

　　７月２９日，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基地(北京欢乐谷)系列文化展示活动异常热烈。两天后，上海，由上海创意产业中心和英国创意产业之父约翰·霍金斯联袂规划、投资总额达７０００万元的上海“地标式”创意产业集聚区——“１９３３老场坊”宣布开建。而就在刚刚发布的２００６年春夏季中国主流报纸十大流行语上，“文化创意产业”赫然在列。

　　无论从国家政策、各大城市的发展思路、著名科技园区的规划，还是企业的发展战略，都可以看到：创意产业正在成为主角。创意经济，正大有取代信息经济之势。

　　北京与上海，无疑是这场“创意”战中的两大高手。因为有了各自的政治文化中心和经济中心作为底色，高手惺惺相惜却又暗自较量。

　　谁将成为中国“创意之都”，其实并不重要。人们更关心的是：两座核心城市将给“创意产业”赋予怎样的创意活力，创意经济又将对它们的未来产生怎样的影响，对全国起着怎样的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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