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化雇佣关系会约束艺术创造力

记者：本次设计展中哪些作品让你记忆比较深刻?

欧宁：本次展览80%都是专门为成都双年展量身定做的作品。我自己比较喜欢“人民发电站”、“种子喷播计划”、“金钱计划”、“碧山计划”以及“文学中的建筑”。广州的“蓝田计划”小组也挺有意思，艺术家在展厅中布置一个小卖部“绝核士多”，摆卖各种广州特色小商品，同时在当中加入他们做过的城市研究或历史保育的工作结论，将产品、广州土特产连同他们对于城市的观点一起推向观众。

记者：深圳山河水团队(Sense Team)的“金钱计划”似乎引来不少争议，观众好像不太明白它表达的是什么?

欧宁：这件作品非常有意思，它包括两张很大的货币，一张是美元，一张是人民币。人民币由各种国际货币做成，美元则用人民币做成。这件作品和另一件来自美国的作品“颠倒树”有相似之处。“颠倒树”是一个大圆盘，上面种着三棵树，下面倒着又种三棵树，其出发点是形容纽约和成都、美国和中国力量的反转，隐喻中美两个大国力量的对比与消长，同时契合一句美国谚语：“倘若你在地上挖个洞，如果这个洞足够深，你就可以到地球另一端的中国去。”“金钱计划”也是对中美两个大国力量对比的隐喻，而使用货币本身作为制作素材就是对当下金融系统的隐喻。

记者：不难发现，本次展览正在逐步摆脱商业价值的循环，而转向探索设计的可持续发展，比如“人民发电站”、“种子喷播计划”等都有一种全民参与的可持续性潜在涵义。

欧宁：本次设计展最基本的规则就是反对产业化设计，且原则上不接受任何商业设计。“产业化”存在一种雇佣关系，这种关系对创造力和创新有很大的约束。所以我们鼓励打破雇佣关系，倡导自主自发的设计，并且以对社会问题的研究和提出解决方案为特点。比如Matt Hope的“人民发电站”就将一组在中国住宅社区常见的标准户外健身设备，连接到电子机械发电装置，通过收集老百姓在健身器械上的体能并转化成电能。这个项目从中国城市的现实出发，针对特定的社会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它最典型、最完美地体现了我们的策展理念。

展品维护与秩序管理是挑战

记者：据说由于观众太热情，“人民发电站”几次遭毁坏。本届双年展成都市民互动热情十分高，这种现象只是在成都如此，还是说双年展已经逐渐脱离小众走向大众了?

欧宁：确实如此。据统计，本届双年展仅一周便迎客16万，当然出乎我们的意料。从双年展的发展来讲，观众的踊跃互动其实是非常好的进步，况且我做设计展的最主要目标就是，让观众能够参与到作品中去。所以我想Matt Hope多维修几次也是很乐意的。然而，成都双年展也反映出一些问题，比如说老百姓虽然热情很高，但是连一些基本的观展常识也没有：随意动展品这种事情在我看来是很可爱的，但是对于美术馆的管理简直是灾难。我觉得，双年展应该要继续发展，但对于维护展品和展览秩序将会是很大的挑战。

记者：除观众越来越多，现在国内双年展也遍地流行。其实中国是否真的有如此多的设计与艺术而需要如此多展览，还是说这中间亦存在一种虚华的假繁荣?

欧宁：我觉得这种遍地开花的现象主要是由于城市经营的需求推动的，热闹背后反映出来的可能不再是展览本身。之所以那么多双年展都由政府来办，其实是因为政府要营销他们的城市，双年展于是变成一种流行的城市营销手段，而并不是说设计和艺术真有那么大的观众量。很多时候观众只是看热闹，并不是对设计和艺术感兴趣。

“文学中的建筑”

记者：本届双年展的特别项目“文学中的建筑”很有意思，为什么会有做这个项目的想法?

欧宁：这个想法是从2009年深圳香港双年展(欧宁策展)衍生出来的对称项目。当时我让作家去写建筑，反过来，我也想让建筑师去设计文学中的空间。我个人觉得，北京建筑师张永和的作品最好，他根据爱尔兰小说家Brian O’Nolan的小说《第三个警察》设计的“第三个警察局”，典型地体现了他本人的文学趣味以及他对于文学与建筑关系的思考;杭州建筑师王澍根据博尔赫斯的小说《巴别图书馆》设计的“巴别图书馆”也很棒，这两个都是做建筑的。北京建筑师马岩松根据柳宗元的游记《小石潭记》设计了景观空间，南京建筑师张雷则根据吴承恩的《西游记》设计出“盘丝洞”。本来刘家琨已选定刘慈欣的《三体》，可是难度太高，最后没法完成参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