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美术馆并非没有文化精英，他们为上海美术馆的变革作出了很多努力，但近十年来一个个黯然出走。上海的文化官僚是中国眼界最高的群体，其他省份的精英只要在京城或省外小有名气，立刻就被家乡人待若上宾。我多次在北京参与一些省文化厅或者宣传部领导宴请本省在外打拼的精英的饭局，有些精英甚至还在江湖漂泊。上海的文化官员瞧不上在国内出名的精英，只有拿到了奥斯卡奖或诺贝尔文学奖，上海的文化权力体系才会对你敬仰。

　　上海官方体系近三十年养成了一种码头气，觉得自己的地盘曾经是东方巴黎(尽管现在文化上什么成就都没有)，只服膺世界名人。像上海双年展，从来不请上海出身的策展人和评论家参与。上海的文化官僚级别并不高，但就像上海市民看不起乡下人一样，他们对体制外的精英充满优越感，哪怕你在全国多有名气。他们这一优越感的依据更离奇，即这些精英没有“单位”。

　　上海的中层文化官员是一个市民化的人群，他们占据了政府平台，不贪污、不改革、不做文化精英、不冒险;他们的主体模式是不犯错误，守住上海这个位置，搞搞自己的爱好，就像以前的租界经理一样，做一个称职的政府“买办”。我接触过这个群体的一些人，他们总认为北京或其他省份当代三十年取得的艺术成就都是炒作、拉帮结派和搞江湖的结果，只有以自己为代表的上海文化人对艺术抱一种真诚态度。这种对上海以外的文化成就莫名其妙的道德优越论，不仅在上海官方的文化圈，甚至在上海民间的艺术家、知识分子和爱好艺术的市民中大有市场，成为一种文化心理上的“上海不败”。

　　文化的繁荣是自下而上的。一方面，上海的文化资源大部分集中在政府平台，市民们不待见没有“单位”的文化精英，骨子里与官方文化保持精神同构;另一方面，这个平台一直排斥从上海基层崛起的文化精英。这是近三十年上海文化衰败的主要原因。正如坊间戏言，谢晋之后上海没有电影了，王安忆之后上海没有文学了，沙叶新之后上海没有戏剧了。实际上，在他们之后上海仍然精英辈出，但都在上海以外名震遐迩。

　　上海人为周立波的出现欣喜了一阵，但上海从此自觉沦为地方文化。一切只因为他们是喝咖啡的，但真正顶级的咖啡他们也未必喝过。他们就像《欲望号街车》中那一对南方姐妹中的姐姐，觉得自己是南方优雅文化的后裔，但处在世道变局又不复南方往日繁华的尴尬处境，而且已经持续了三十年了。

　　“中华艺术宫”这一旗帜的出台，反映了“上海不败”的梦想。但上海要想复兴往日的繁华，应该真正善待上海的文化精英，尤其是那些自下而上自我崛起的上海才俊。